高官問責制玄機

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劉兆佳教授

特首董建華在最近一份施政報告進一步描繪其高官問責制的構想。從特首的舉措看來，特首是充份意識地回歸前那種以『特首為中心再輔以職業官僚』的治港模式，並不適合香港。從北京同意特首作出此改動(北京從未表態反對，而且茲事體大，特首不可能沒有知會北京)，也可以看出北京對現存高官的政治能力和對特首的效忠程度有懷疑，因此北京也接受新思維，同意此改動。

現時政府高層面對的問題是：沒有一個團結的管治核心，影響了特首和政府的管治威信。而且從教育和房屋等政策也可以看出得出是：政出多門，市民甚至公務員也莫衷一是。特首似乎是想透過高官問責制來解決特首和高級官員、行政會議和高級官員的互動關係。現時的結癥是:高級公務員無法兼顧政治和行政角色。公務員的文化，過往的培訓和心態，都不適合政治工作。但回歸以後，由於社會形態的改變，香港需要高官肩負政治領導的角色，但四年以來的實踐證明，公務員兼顧不了，有相當一部份甚至是不適應和習慣這個角色。因此整個特區政府發揮不了政治領導。可是回歸以來，香港接連面對大小危機，香港最需要的正正是好的領導。反觀美國在9•11 遇襲後，小布殊政府的表現，便可以知道在危機中政治領導的重要性。

公務員難以應付政治挑戰

現時香港的政體中只有特首這個職位是需要負政治責任的，高官們在體制上不需要負政治責任，在心態上也接受不了問責的文化。更要緊的是儘管民意沸騰，但特首以至高官們根本不會被罷免；政府雖不至會倒台但政治上日趨孤立的情況，彰彰明甚。北京似乎是意識到香港會有政治危機；若香港出現混亂，便會影響『一國兩制』的成功及對台灣的示範作用。因此中央同意引入『港式的部長制』來解決此危機。

然而要透過高官問責制化解政治危機，特首需要下列兩個主要條件配合。

第一是要有相當的新面孔。現時高官班子的社會聲譽和公信力都不高，若高官問責制只是起用舊人，變成一小部份高官發財的途徑。這個制度便起不了團結群眾的執政核心作用。

第二是董建華是鐵定連任的了。他要吸引人才加入他的高官團隊。他便要改變他自己那些不為一般社會精英所認同的施政理念。否則他可能找不到足夠的人才組成這個高官班子。董必須營造一種新的政治思維才能有利吸引人才。但從董建華以往的做事方法看，要達到這個改變，並不容易。

董建華必須有新治港思維

我本人最擔心的是在實行了高官問責制後，董的管治模式沒有改變，他只是提拔他較為信任的官員入權力核心。這樣只是增強了董自己的權力，但無法令整個政府更有威望，管治危機也揮之不去。若北京有睿智，能影響及鼓勵特首用新思維去推行問責制，這個制度是可以化解日正浮現的管治危機，並可以令香港的政策製訂和執行得以改善。

口述：劉兆佳教授

筆錄：馮煒光先生